第三个拐点是，市场参与主体和合格投资者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股转系统的预研预判。

           如果说上述三个拐点更多的是反映市场量的变化，那么市场主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在内，其观念和理念的变化使市场开始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一种看法是：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使券商真正有了客户概念，以前都是围绕通道做业务，只认标准条件不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券商业务模式都在改变，通过挂牌推荐和做市业务将投行、经纪业务、资管业务等业务链条全部打通并形成了协同效应。券商的盈利模式也不仅仅在推荐业务上，而是在挂牌后的持续发展业务中获取收益。这是非常大的改变。

          还有一种看法是：新三板为普惠金融找到了一种实现方式。这种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方式，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领域恢复金融的本质和草根性。

          可以说，新三板支持创业创新已经具备两个明显优势：

          一是规模效应已经显现。

          二是制度优势开始显现。根据2014年年报披露，2320家挂牌公司盈利，占比为86%，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86%，平均净利润增长24%。尤其是挂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同比增长了134.18%，反映出挂牌公司较强的现金获取能力和经营质量。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公司数量占比为30%，平均净利润增长61%。

          挂牌公司已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成长性，二是草根性。中小微企业占95%以上，民营企业占9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了80%。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成为新三板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说，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为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条件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两点：一是信息不对称，即投融资需求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开信息了解平台。二是价格谈不拢，股权融资的难点在于定价，原因是公司股份价值理论上等于公司未来盈利的贴现值，但未来又是很难预期的，致使企业与投资方对价很难谈拢。目前普遍的解决办法是签对赌协议，这就意味着融资方将承担丧失控制权的风险，从而失去股权融资的本质特征。而新三板恰恰具备了信息披露和定价这两个基本功能。通过源源不断的挂牌企业信息披露，让投资者了解了中小微企业信息和需求，又通过公开转让和交易，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估值和定价。

          为此，全国股转系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探索制度设计，学习了解全世界的先进经验，总结分析交易所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市场各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新三板的历史沿革，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开始到中关村试点，到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等高新技术园区，最后一步扩大到全国的过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最后形成了现在的66个制度、规则和指引。包括挂牌准入上不设财务标准，允许“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安排，对200人以下融资实施豁免核准，不对定向发行的时间、价格、方式进行限制，不对股权激励机制和股份锁定期做出时间规定，发行人可自主选择交易方式，交易方式之间可自由转换等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最有效地实现投融资对接。

           上海国际医药园区的一家挂牌公司是生物医药公司，该公司有主打产品，但尚未取得新药许可证，未上市销售，也没有销售收入。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的7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四次定向发行，融资3.99亿元，开创了一家“种子企业”产品还没投放市场、没有销售收入但在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成功融资的先河。这家公司在挂牌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外部投资者，公司股东仅有28人，挂牌后通过4次融资以及做市交易股东人数超过了300人。

           在学习了解纳斯达克的成功因素中，除了美国浓厚的创业文化和创新氛围以外，发现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拘泥场内场外，专注为发行人和投资人提供效率高、成本低、安全透明的资本市场平台。纳斯达克对创新的包容度是非常大的，很多生物科技股仅仅还处在临床二期、三期阶段，离新药报批、销售还有一段距离，就上市了。据了解，2015年1月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中处在临床二期的有65家，市值最高的达到17亿美元；处在临床三期的有54家，市值最高的达到71亿美元。很多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公司暂时都没有营业收入。